编者语：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医院即将迎来八十岁华诞。悠悠岁月，弦歌绵长。历代先贤辛勤耕耘，传华夏之文脉，承岐黄之精髓，跋涉求索，虔诚奉献，铸就今日之辉煌。回望来路，历史脚步清晰凝重，文化传承绵延不绝。展思将来，贵医人不忘来路、不改初心，秉承“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之校训，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扎根沃土、服务民众。从本期开始，本栏目每周三定期推出，讲述院史上诸位名医名家故事，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凝聚行稳致远力量。

当年的贵医附院

     1938年，母校在抗日烽烟中诞生。1941年，贵医附院设在靠近南明河畔的两广会馆。创建贵医的师生来自北京、河北、浙江及上海等地，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由沦陷区来到贵阳。这些前辈们艰苦创业，将一个破旧的两广会馆创建成一个当时贵阳市一流的正规医院。

     我入院时，看见的是整个医院都围绕在一个6平方米铺着石板的院子周围，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排列在两边。楼上为头等病房和二等病房，楼下是门诊室。头等病房全长不过20米，在病房内走动，走到第一床时第八床都会颤动，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正中是两个大的三等病床，整个布局使人感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一个5平方米左右的急诊室，饶海清主任所负责的药房加制剂室也不过十平方米。别看这些设备简陋，师生们完成教学医疗任务却很出色。于世英老师当老总时一天做两三个阑尾切除也是常事。实习医生24小时完成病历，常常须写英文病历至深夜。

     贵医附院的艰苦创业和一丝不苟的医疗服务获得较好的社会声誉。就诊病人的总数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都是领先的。要知道当时国难当头，国民党的金元卷、银元卷一贬再贬，医疗物质匮乏，为了维系医院的开支及师生生活，先辈们想了不少的办法，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医院里每个病房只有两三支体温表，我们护士入病房试早表时，一手提蓝子，一手拿闹钟来进行工作。当时青霉素和链霉素刚问世不久，小儿科用链霉素治疗结核性脑膜炎，一个疗程用下来，孩子就成“金娃娃”了。能在艰苦的条件下认真地完成医疗教学工作，并且继承到今天，这是贵医先辈们传授给我们的优良作风和宝贵精神。

20世纪50年代，贵医附院医护人员合影

     谈到当年的艰苦，位居第一线手术科室的困难就更具体了。当时并没有专职的麻醉师，最复杂的麻醉也就是开放点滴，往往是临时指定的实习医生或叫巡回护士操作，有时一下子把病人滴得很深，一会儿见病人又逆回到兴奋期，病人在台上乱动，医生无法手术，这时窦光龄主任就会说:“你们哪个护士给病人滴点嘛”。可见，当时的设备与现在先进的软件硬件是不能相比的。但师生们抢救病人、挽救垂死病人的热情并不因此而减弱。记得有一次，我在手术室值班，突然手术室的弹簧门吱呀一声开了，随即听到急速的脚步声和紧迫的“急诊！急诊”催促声，那是妇产科的老总谌贻鹓大夫在通知大家。递过来的手术通知单上写着“宫外孕，急诊行剖腹探查”。紧接着单架抬来了一个面色苍白、奄奄一息的女病人，她被直接送上手术台。只见谌大夫一系列分秒必争的动作进行了必要的消毒局麻后，就单枪匹马一个人给病人开始剖腹了，片刻她就在吩咐我们拿银杯来，自体输血，后来助手们才陆续上台，一起对病人进行抢救，使之转危为安。由此可见，贵医附院的医护人员不管从思想上和业务上都是过得硬的，贵医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深入人心，这缕阳光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这股动力推动了贵医附院的发展壮大。

在贵医护校的日子里

     1947年秋我初中毕业，因家境困难，无力升高中，于是我瞄准了当时少有的全公费贵医护校。它的全名是国立贵阳医学院附设高级护士/助产士职业学校，学制三年，校址坐落在两广会馆的尽头，是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由一个很小的门进入院内，有专职工友24小时值班守候。学校对学生生活管理较严，只有星期天才准会客，可谓“深闺”。但也不是把学生管得像苦行的修女，在课余时可以随便唱歌跳舞。我记得学姐黄启端和宋家莹就经常在下课后，在教室里用所学的所谓的“美声唱法”唱“小夜曲”和“卡门”中的情歌——哈巴奈拉。星期天大家也常去“趁”电影，当时的进步片子像“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我们都看过。

1948年，贵医附院成立7周年纪念合影

     护校的专职老师一共有三位，连赵德英校长在内，她们都是“南丁格尔”的忠实追随者，在教学上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传授护理知识。有些课像《解剖学》必须请在太慈桥学院部分的老师担任，当时贵阳还没有像公共汽车一类的交通工具，只有坐六个坐位的马车进城，若赶不上马车，就只有徒步赶来上课。老师们总是克服困难、风雨无阻地来到护校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充分体现了贵医一贯拥有的优良的教学风范。

     除了专业科，当时还设有一些提高护理人员素质教育的课程，譬如我们每周有两个学时的音乐课，由当时贵阳音乐界的知名人士毕昌蓝老师担任，她教我们唱“跑马溜溜的山上”，也教唱“小夜曲”，有时还讲希腊神话故事给我们听。还有一门《护士伦理学》，有些内容让我们获益匪浅，至今难忘。伦理学中要求护士要注意自己的仪表，以免给病人造成不良印象。又要求护士要知道病人有一种“自我意识增强”的心理状态，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不应与病人吵架，这些对我们处理自身与病人的关系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我们还学过《家政课》，这门课教我们做营养饮食、踩缝纫机等技能技巧，增长了我们不少的生活才干。

忆陈开秀同学

     我与徐天和、陈开秀等，于1947年考入护士科第16期，入校时全班约30多人，绝大多数家境贫寒，有几名孤儿和单亲家庭儿，大家年龄参差不齐，个别的已婚，但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有几位年龄稍大一些的同学阅历较一般同学广，她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夏路蒂·勃朗特的《简爱》等世界名著，看书较多，接受新思想也较敏感。其中陈开秀同学特别活跃，小矮个头，圆圆的脸庞上镶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每到周末她必匆忙离开学校，星期天按时返校，上自习课总是高高兴兴的，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好像获得什么至宝。有一次她返校上自习，站在教室讲台前面向同学们谈到上海等地的反饥饿运动，介绍学生在游行过程中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也受到国民党警察的镇压，有学生受伤后还坚持斗争。她表情严肃，情绪高昂，最后还庄严地说:“将来我一定要向他们一样斗争到底”。1949年8月13日，她外出时，突然，两个穿黑色便衣的国民党特务走到她面前一句“跟我们走一趟”，从此我班同学再也没有见到她。这是1949年国民党在“兵临城下”猖狂逃窜前杀害大批爱国人士的卑劣行径。1949年11月8日，陈开秀等被秘密杀害。1949年11月11日贵阳解放，翌日，党和有关政府部门即组织人员并邀请我班与陈开秀经常在一起的好友何于华、王雪英同寻找烈士的受难地点。后经指认是在沙河桥附近的几个大坑内（现在贵医附院病房大楼的下面），当时坑内烈士的尸体已运走，但一部分人仍在各坑内找寻被泥土掩埋的烈士和他们的遗物，在挖除泥土的过程中，何于华同学发现有两支脚露出，脚上穿的袜子正是何于华自己的，当时与陈开秀换着穿了。紧接着王雪英同学又发现陈开秀同学经常穿着的一件毛线背心，这就确认下来，我们班的陈开秀同学在此遇难了。后来党组织追认陈开秀同学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据调查了解，陈开秀同学在解放前是一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她思想进步，敢于向反动势力作斗争。被国民党反动派“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掉一人”的血腥政策所杀害。国民党反动派连这样的青年都不放过，可见他们的黑暗、反动了。

陈开秀烈士

革命先烈陈开秀永垂不朽！

多功能的“三圣宫”

     除了护士学校，贵医附院尚有一座辅助建筑物，就是“三圣宫”，它向北距两广会馆约100多公尺，也坐落在南明河畔，它的面积仅有两广会馆的二分之一，但它却是后期教职工政治、文化、生活起居的活动中心。后期学生上课开会都在那里进行，周末就撒上滑石粉作舞池。当时常用的舞曲有“青年园舞曲”和“You are my sun shine，记得还演过曹禺大师的话剧“日出”，女主角陈百露由曾风菊老师担任，资本家由彭清超老师担任，二位均来自北方，标准的普通话对白收效很好。

     改造后的“三圣宫”有一块闻名全贵阳市的礼堂，因为礼堂的地面是水磨汀质料（相当于现在的水泥地砖，不过是一整块）。据说当时整个贵阳市只有三块这种结构。此外，有些教学活动就在“三圣宫”的小院子中间进行，我看见于世英老师教外科总论的动物实验课就是在院子中间进行的。

     “三圣宫”还住着后期医科生和护校学生。他（她）们在一起开伙食，只有一个做饭的厨工，双方轮流一人买菜。因为医生中外省人较多，他们不吃辣子，喜欢买牛肉猪头肉做菜，而护校生中本省人较多，比较喜欢吃辛辣食物，常常购买酸菜豆豉之类作菜肴。我虽为北方人，但在贵州大方县曾居住过两年，也吃贯了臭豆腐干，所以没有受累。后来有一次晚会护校献上一个舞蹈，在演出的过程中，有一位医生在旁边风趣的说:“她们跳的是豆豉颗舞”。

     难忘的“三圣宫”，它为我们医科生、护校生的学习生活增添了多姿多采的情趣。

     回忆往事，使我再一次体验到解放后贵医附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教学、医疗、科研方面的巨大发展和变化。我引郭沫若著作中的一句台词与校友共勉:“有了好的母亲，才有好的女儿，有了好的女儿，才有好的国家”。祝愿贵医附院一日千里的发展壮大，祝愿所有的教职工、所有的校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全家幸福。

     （本文摘自《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简史（1941—2001）》，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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