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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医记忆 |岁月如茶(中)

发布时间:2022-06-15 09:02    本文出处:党委宣传部新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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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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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医院迎来了八十华诞。悠悠岁月,弦歌绵长。历代先贤辛勤耕耘,传华夏之文脉,承岐黄之精髓,跋涉求索,虔诚奉献,铸就今日之辉煌。回望来路,历史脚步清晰凝重,文化传承绵延不绝。展思将来,贵医人不忘来路、不改初心,秉承“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之校训,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扎根沃土、服务民众。从本期开始,本栏目每周三定期推出,讲述院史上诸位名医名家故事,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凝聚行稳致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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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校运动
     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一点我们单独住的与那些同上医同学混住的体会是不同的。1945年上半年期考刚结束,突然传来令人十分震惊的消息,“教育部要解散贵阳医学院”。大家都呆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紧接着许多消息都来了,“说什么有人到教育部告状,说李宗恩院长不适合当院长,因此贵医与上医合并”,又说“所有的学生要重新考试,合格才进上医,老师由上医挑选”……
     全校师生乱成一团,群情激愤,大家集合在上医的手术室楼上紧急开会,主即成立了“护校委员会”,发起护校运动,一方面立即派人赶回贵阳响应(逃难时有一部分师生没离开贵阳,贵医附院仍开着),并立即向教育部写报告力陈各种理由,请其收回成命,这写报告的任务就落在骆炳煌和我的身上,我俩连夜起草拟文。
     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希望合并到上医去的,上医质量是比较好,空气也活跃些,有些人转去了。
     如果教育部不收回成命,我们全体师生员工就徒步下山请愿,消息一传出,大家就紧张地准备,35公里路并不短!学校准备每个人发一双草鞋,人们都纷纷各自准备干粮。
     大约晚上九点多钟,李耕田老师和另外一位老师提着马灯到每栋宿舍说,教育部已经收回成命,明天不下山请愿了,以后才听说是蔡铖侯、徐国定等同学通过关系找到教育部长朱家骅慷慨陈词,朱了解之后才撤消原令的。
抗战胜利复员回贵阳
     1945年暑假,护校运动取得胜利后,我们就整理行装回贵阳,学校给每人三千元路费,并发了车票,把我们送到重庆朝天门码头,那时规定轮渡只渡人,不准带行李,真是岂有此理。临时雇了一只小木船,让我与另一个人押着过河、那也是够惊险的,经过主航道时,波浪滚滚,水浪向身上直扑,船夫一再喊不要动,我俩是紧紧抓着船舷,船摇摆不定,到达海棠溪时我的内衣都汗湿透了,回头看看那混浑的滚滚长江,心里说我算是坐小木船横渡了长江呢。
     在重庆时听说盟军已向日本开始进攻,估计日本鬼子命不长了,上车时又听说在日本投了原子弹,日本鬼子吃不消了,车到遵义就抛锚,半夜里听到街上放鞭炮,似乎有人游行喊口号,车子天刚亮就出发,在车上大家就议论纷纷是不是鬼子投降了,车子到刀靶水车站加油时,看到那贴了一张大红纸写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当时都是兴高采烈,充满了愉快,只望车子快点回到贵阳。
     下午达到贵阳时,与我们去年离开时完全不同,街上人来人往。不久,我们在阳明路三圣宫校舍举行庆祝晚会,晚会一直开到天亮才散。
几乎去了解放区
     抗战胜利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喜悦,贵阳是抗日时期的大后方,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颠沛流离涌集在这里,如今胜利了,人们都向往和牵挂着久别的家乡,纷纷收拾行装回归故里,联合国救济总署拨出专款和专车协助这些流落在后方的人回家去。我们学校绝大部分的师生都是外省人,许多人也纷纷离开贵阳。1946年的暑假,我们也挤上了救济总署的汽车到了长沙,想转学到湘雅医学院(湘雅也是先搬到贵阳,1944年冬又迁到重庆,胜利后搬回长沙原址)可是湘雅不收插班生,要读只能从一年级开始,那时我已经开始读四年级,考虑犹豫再三都拿不定主意。



1946年,外科同仁欢送周裕德教授夫妇离筑。
     一天,二年级的刘杰垣在旅社中找到我们说,他与地下党联系上了,湘雅进不去就一起到解放区去,那里急需医务人员。这给正在彷徨中的我们打开另一张门,请他继续把情况摸清楚。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说,了解我们的情况,经过他们研究决定欢迎我们三人去,先发给每人500斤小米的安家费,保证我们的安全护送到解放区。
     这样我们三个就十分认真的坐下来进行仔细的磋商与讨论,我们到了那边是干什么?能干什么?凭我们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任何临床经验,连处方都不会开,让我们到那边干医务工作,行吗?去学习吗?当然不会,干护理工作,值得吗,讨论至半夜,最后决定我们三个还是回贵阳继续把医学院读完再说,我们只好泱泱地回到那闭塞的山城。
砸“贵阳民报馆”记
     抗战胜利后,贵阳陆续办起一些小报,“贵阳民报”就是其中一家晚报,以报道社会新闻消闲为主,1948年3月1日,是贵阳医学院十周年院庆,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人民生活陷入苦海之中,学校为了筹措经费维护师生员工生活,在贵州省艺术馆举行音乐晚会,由同学守门收票,凭票入场,可是两个“民报”社的记者指着他们胸前的记者牌牌说他们应该免票入场,同学以坐位有限而拒绝,争持不下,他们见同学人多只好悻悻离去,由此就惹下了祸根。从此这张小报就隔三差五地对我们学校和附属医院造谣污蔑,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医疗事件”,或者一些“桃色新闻“哗众取宠,每篇的开头都是“贵阳某医学院……”当时湘雅医学院早已复员回了长沙,就只有我们贵阳医学院,这不是肆意挑衅肇事?!我们都十分气愤。
     这天下午,报纸来了,在第一版上居然用黑体大字醒目通栏标题是“某医学院庸医使产妇惨死”,我看到就生气大叫:“这张混帐报纸又在造谣了,真该砸烂它才解恨”!
     “对!是早该砸掉”,隔壁的王福生马上接腔大喊。
     “砸掉它”,我们两个湖南人同时走出宿舍大喊!这时使在对面宿舍的潘承俭等手持报纸也走了出来,问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晚报没有?
     这时我们两班的同学一下子都自动拥到礼堂里开会,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十分气,最后决定“把它砸掉”随即讨论了行动方案:马上派人到太慈桥院区去,请他们参加行动,曾昭荣等两人立即出发去太慈桥(当时贵阳没有公共汽车,只能步行)。我们不打人,不伤人,只把铅字掀掉。为了避入耳目,全校百把人一齐走太显眼,决定分成三路,一路走棉花街,一路富水路,一路走醒狮路向民报馆集中。选出六个人去找社长龚某质问,这六个人是潘承俭、崔绍雯、金锡礼、曾昭荣、王福生和我。
     公卫科的一位职员也参加了我们的会,积极支持我们,宪兵三团就在我们宿舍隔壁,避免我们受害,这位职员为我们出了一些主意说,我们一出发,他就马上跑步去告诉朱懋根院长来援助我们,并且去找宪兵团的熟人来保护我们。天刚亮,医学前期的60多位同学都来了,按照计划分成三路立即向民报馆出发,到达时天才大亮。
     我们一进屋就把排印工人弄到一间屋子里,告诉他们不要慌,随即把电话线扯断,我们六个人跑上楼去把那个社长拉了出来,他战战兢兢穿了件睡衣,他结结巴巴说:
     “这是误会,这是误会,我正要发更正启事”
     “请你下去向我们全校同学讲清楚,你们这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声色俱厉地正告他。
     “你们看,更正启事都拟好了,事故是市妇产保健所,不是你们医院”,他返身在桌子上取来一张纸对我们说。
     你在报屁股上登一小块更正启事,顶个屁用,下去对大家讲清楚”王福生大声的对他说。
     我们把他架住向楼下走。
     下面的同学已经沉不住气了,先把报馆的牌子摘下踩烂,随即把铅字间的铅字揪倒了。
     我们把那社长拖了下来,同学们一齐站在报馆外的小坪里,这时一些警察端着枪把我们团团围住,一会又见到一队宪兵在警察外面又包围了一圈,我们把那位社长正推向同学们前面的时候,这时驶来一部吉普车,从车上跳下一个彪形大汉,手持手枪拨开包围圈冲了进来,这时那个社长突然挣脱我与王福生的手跑到那个人面前,同时他也从裤袋里掏出手枪大叫:
     “司令!他们是暴徒,是共产党”
     那个保安司令高举手枪大吼:“是哪里来的暴徒,通通给我抓起来”!
      “谁是暴徒!”睁开狗眼看看这个家伙是什么东西,造谣污蔑,无事生非”…
     我们也大声喊叫。
     这时朱懋根院长拨开包围圈冲了进来:
     “这是我的学生,不是暴徒,我是医学院院长”。
     这时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杨集祥、窦光龄、于世英等老师也冲进了包围圈,那个“司令”见了杨老师,连忙上去握手。因为他曾是杨老师的病人。
     “这就是报社不对了,引起同学们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杨老师对那个司令说:
     “去找杨森省长评理,把这家报纸封掉”。我们齐声大吼
     于是朱院长领着我们浩浩荡荡沿富水路向省政府走去,沿述的老百姓用惊愕的眼光看着这群队伍。
     我们在省政府前面的坪面坐了下来,朱院长进去交涉。
     这时医院派人送来了面包,在外面大约等了一小时,让我们进去在礼堂里等杨森到来。
     这时我算是亲眼见到了在电影上扮演特务的样子,只见窗户上不时闪现过一个歪戴帽子带着黑眼镜的人。
     “那是特务,快看”,王福生扯着我的袖子轻轻说,这时正有个歪戴帽子叼着烟卷的家伙,慢悠悠的斜着眼睛从我们前面走过去。
     一会,朱院长与省府的“秘书长”来了,那秘书长说:“省长知道了,请同学们回去上课,省长一定秉公处理,是报社不对”。
     于是我们便回到三圣宫宿舍,同学们由街上拿来了民报社的“快邮代电”,开头是这么写的:“本报今天清晨突然遭到百余名匪徒,携带纵火器材将我社捣毁,损失巨大……”
     这个快邮代电又激起了我们的愤怒,下午由潘承俭、崔绍雯、金锡礼、曾昭荣等到大十字冠生园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说明事实经过,我就在宿舍就其“快邮代电”写稿逐句加以驳斥。以后朱院长向我们谈了“调解”的经过说:“他们那些人,许多是流氓成性,他们如果装成病人来医院捣乱,把我们的仪器随便弄坏,一样我们都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只好让些步。”
     这家报馆也就“寿终正寝”,这件事情,当年的许多同学还记得十分清楚。
一次别开生面的婚礼
     1948年的上半年,金锡礼与于谐琴小姐结婚,婚礼就在三圣宫礼堂(也是我们的教室)举行。婚礼仪式都按照当时的款式举行,新郎西装革履,新娘披纱,礼堂并没有什么布置,因为班上都是粗手大脚的男人,没有女同胞描金绣凤,教室里坐满了男女来宾,都是上下班及班上的同学和护士班的护士们。


1946年,国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五周年,李宗恩院长(三排左十)与来宾及医护人员合影纪念。
     按规定要有双方的主婚人,而主婚人必须是结了婚的,于是我与杨世光便分别作了男女家的主婚人,孙世镛老师做证婚,潘承检作介绍人,新郎与新娘分别由男女傧相扶持入场,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拉开序幕,各就各位。
     刘卓佑被选作女傧相,而人高马大的崔绍雯则作为男候相,刘卓佑个子也不小,新郎新娘像两棵小树,刘卓佑头上扎了一块花头巾,身穿花旗袍,扭着大屁股挽住新娘就站在主证婚人前面,把全场观众笑得人仰马翻,观众席上有人大叫“着女候相的脚”,原来刘卓佑穿着大皮鞋一扭一扭的扮出羞答答的样子挽住新娘子,使新郎新娘都忍不住大笑,我们在台上的也笑得眼泪直流喘不过气,观众席中不知是哪位小姐笑得滚翻在地上。来宾们都捧着肚子“唉哟,唉哟”的大喊大笑。平时颇为严肃的孙老师也忍不住大笑,在大笑中开始讲话发表祝辞。
     这场十分有趣的大笑的婚礼,给我们一直沉闷而紧张的生活加进了一些调料,仪式大约举行了一小时,我们也大笑了一个小时,接着我们簇拥着新郎新娘到醒狮路那家西餐馆,新郎新娘招待我们班上每个人吃了一顿西餐,这次别开生面的婚礼给大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1993年我回到贵阳参加院庆时,孙世镛老师与我还特别谈起当年那次十分有趣的婚礼的情况呢。
     接着不久,我们便进了艰苦的实习医师阶段,熬煎受磨练的另一种生活。(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岁月如茶》,有删减。作者,罗忠悃,湖南新化人,著名神经病学专家,贵阳医学院1949届校友。曾任湘雅医学院讲师、主治医师及病室主任,湖南省精神病医院医务主任,浙江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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