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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医记忆 |岁月如茶(上)

发布时间:2022-06-08 11:22    本文出处:党委宣传部新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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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医院迎来了八十华诞。悠悠岁月,弦歌绵长。历代先贤辛勤耕耘,传华夏之文脉,承岐黄之精髓,跋涉求索,虔诚奉献,铸就今日之辉煌。回望来路,历史脚步清晰凝重,文化传承绵延不绝。展思将来,贵医人不忘来路、不改初心,秉承“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之校训,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扎根沃土、服务民众。从本期开始,本栏目每周三定期推出,讲述院史上诸位名医名家故事,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凝聚行稳致远力量。



别致的新生入学训练

     由金城江到贵阳走了七天,是木炭汽车,驾驶室外面一个长工的炉子车子在上坡时,副手一面伸出门外拼命摇着鼓风机,我们乘客都要下来推,路上的行人打趣地说,“看我们谁跑得快呵!”,到达贵阳是傍晚,在中山门一家旅店住下来,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发现摆在桌子上的行李袋被老鼠咬了一个大洞,这就是到贵阳的见面礼。第二天找到了在贵阳工作的崇显叔,在他家住了两天,打听到学校的地方就报到入校。
     跑到校门口一看,两根木杆竖着,上面写了“贵阳医学院临时校舍”,烂泥巴路,几栋草房,与我想像中的大学、医学院相差太远了,高一班的同乡同学骆炳煌接待了我,帮我办了报到手续。班上已经到了四十多人,张展猷也来了。


1939年,贵阳医学院六广门临时校舍大门
     接着就是入学训练,这对我来说十分新奇,开始是院长、著名的热带病学家李宗恩介绍校徽的意义,学校创办的意图及经过,学医的目的,带领我们宣读希波克拉底医学誓言,特别告诫我们,医生的职责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神圣使命,并说如果你们中间有谁是想为了将来发财来学医的话,今天就退出去,这些话对我印象极为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另外使我感兴趣的,是大夏大学教务长王裕凯教授为我们做的报告。教救护训练的是李迎汉老师,英俊潇洒,讲解细致动听,还进行了一次心理测验,要我们顺背倒背几位数的数字,弄得十分紧张,最后结束时,参观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与护校,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医院,一切都感到新鲜。


1941年,创建之初的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大门(位于两广会馆)
     入学训练结束就开始上课,课程安排得十分紧,每星期42节,除国文与英文外都没有书,靠做笔记,有几本参考书都是英文的,班上同学有华侨、也有来自香港的,大学生活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生活也十分艰苦,每餐是清水煮萝卜或豆芽或者一点蚕豆,只一个菜。听英文课我完全听不懂,深恨在中学没好好用功,上完课找同学对笔记,星期天更是忙着临时借来的英文课本对自己的笔记。
     学习十分紧张,有些课如生物或解剖学一门不及格得留级,几门不及格就要退学,老师上课也特别,国文老师王凌云要同学当堂背“霍光传”、“长恨歌”章节,这可苦了那些广东同学,尤其是香港来的钱伯威,连中国话都讲不好,张作干老师上课由八点一直上到十二点半不休息。
奇特的考试评分方式
     在大学里就不像中学那么单纯、竞争十分激烈,每种课只有几本外文考书,抢着借,借到了也只在几个人的小圈子里轮流看,我只有见缝钻空子求人,在星期天他们去玩的时候,我就凭着字典去啃那些书,我十分悔恨在中学浪费了大量时间,没好好把英文读好。记得刘培楠老师上第一堂就介绍过学校考试评分的方式,有月考,期中考,期末考,还有小考,这些考试都要记分,最后还有个印象分,一总加起来评,如果不及格就降级或退学,这些考试尤其是那个什么“印象分”就像紧箍咒紧紧的压住我们。
     那个小考最慌人,每次上课都耽心下课前十分钟,有时老师从口袋里掏手帕,也可使我们胆战心惊。这时掏出一卷纸发给大家,一个小题目马上写完交卷。到了三年级有前期考试,即是把三年的课总考一次,及格后才能进入后期,到了五年级除了毕业考之外还有后期考,就是把五年来所学的考一次,及格后才能进入实习,就是这各种各样的考试,使我们像奴隶般似地生活,大部分同学都被淘汰。
     记得二年级时学组织学,一次月考,技术员告诉我们说这次是要故意为难你们一下,把一些组织混在一张玻片上要你们去认,染色也故意染得不好,使我们十分紧张。


刘维德教授在指导学生病理学实习
     所谓后期考试很难,毕业考完后给一个星期准备,如何准备?!五年来的课程,而我们还经过逃难,笔记都丢失了,只有向下班的同学借来笔记大致翻翻。到考时却是口试而不是笔试,记得主考我的是内科钱允中,外科杨集祥,病理科刘维德,妇产科窦光龄,每个人的主考老师都不同,外科杨杨集祥老师知道我将来要学神经科(毕业前夕,每人填了一张志愿表),他就问我:“脊髓半侧损害的症状”,这是二年级学神经解剖知识,当时我吃了一惊,但是冷静了一下,苦索枯肠去捞取那几年前残存的一点模糊记忆,什么触觉、痛觉交叉,一侧锥体束受损的呀等,也不知说对了多少,反正使杨老师笑了,这一笑使我心惊不已,是笑我太紧张胡扯,还是开玩笑满意的笑,我是落荒而逃跑到宿舍里。在考前班上每个人都量了一下体重,考完我再量,整整瘦了二十斤,如今回想起来,由一年级到毕业,真像唐僧取经,受尽了无数磨难,何只是九九八十一难呵。生活苦不待说,光是各种各样的考试就够人不堪回首。
苦难的“逃难”历程
     1944年冬,日寇长驱直入侵犯贵州,但我们被课程压得已经麻木了,11月27日,我们由太慈桥跑进城上了病理学的课,第二天突然宣布停课准备逃难,说日本侵略者已打进了贵州,各自找门路去重庆集中,顿时使我们慌成一团,“天呀!如何办”匆匆忙忙收拾被包箱子。
     这时来了一位穿军服姓邹的新化同乡找到我,说我的堂兄托他来帮我们找车子去重庆的,他是安顺陆军军医学校的,我真是喜出望外,连忙把我们的行李运到南门口的一家小旅社住下,他就忙着写介绍信,第二天,他带我俩各处找熟人,那时街上已经乱成一片,人人自顾不暇、到处碰壁,转了几天仍无着落,十分焦急,人家告诉我们在三桥有难民车,快登记去重庆,我俩只好去三桥,马上领了登记号,是830号,一打听已经叫到600多号了,那时十分混乱。旅馆都挤满了,我就在车站等候叫号,从来不下雪的贵阳,那年却下了雪,十分冷,我等了两天,号子却老是600多号,那里有个检查站,我累极了就在他们那里的椅子上休息一会,一位年青姓胡的与我攀谈,他是益阳人,见我这个样子,就主动帮我打听车子,他回来说,难民车你们是挤不上的,都是作样子的,只有设法找黄鱼车,每个人到重庆要1200元,没法,我求他帮忙,因为所有的车子都要到他们那里登记的,他十分热情,可是许多司机都借故推托,12月9日晚,我们还没走,他轻轻的对我说:“你们今晚必须走,何应钦到了贵阳,可能要烧贵阳,日军已经到了独山”,我们是急得六神无主了,大约九点钟,他终于找到了一部运汽油的车,向司机交代照顾我俩,司机见我俩各有一被包一箱子,不同意,于是临时又紧缩成一个箱子一个被包,把东西留在老胡处,我们上了车,千谢万谢他,上车后立即出发,开出九公里到了阳关就停下来,在车上发现了李泊芳和湘雅医学院的曾君翰也在车上,走了三天才到遵义,我们松了一口气。
     遵义的物价比贵阳就便宜多了,市面也很平静,出了遵义就过娄山关,山路盘旋弯曲,我们是推着车过去的,有一个地方叫花秋坪,公路绕山面上,至山顶才见到广阔的蓝天,在山顶上矗立了一座纪念碑,俯视山下,整个山就像是被一条白色的丝带层层包住,看到那雄壮的气势,真不知当时筑路时流了多少汗,这里又叫七十二拐,司机告诉我们再往前是钓丝岩,在那里出了不少事故。原来是一个山凹,两处山的狭缝,公路向前应该顺路左转,而前面又是公路,不熟的话车子直向前行跌入万丈深渊,因此又叫吊死岩,我们经过时,俯视下面,真是阴风惨惨、黑森森一片,我们胆战心惊的紧紧握住油箱上的索子,真怕稍一歪就会把我们倾倒到那个深渊中去,过了那个弯才吐出长气。
     由贵阳到重庆500多公里竟然走了七天,才到达重庆南岸的海棠溪,沿途每天须把行李取下找旅馆,有时就在旅馆的堂屋临时架几块木板当床过夜,天刚亮就起床捆行李搬上车,越往北走物价就越便宜,记得在东溪我们碰到了几位同学,九个人叫了一桌菜,一共才90元,而我在三桥吃一小碗蛋炒饭却是25元,柑桔也十分便宜,一元可以买一小篓,而贵阳要10多元一斤呢。到了重庆,在海棠溪的伯伯家住一夜,第二天我即过江去找我堂兄,到了另外一个环境。
重庆见闻
     在重庆这段日子是我最难忘的日子,我找到堂兄忠思的办公地点,门房说不在,指点我到白象街他的宿舍去,他在关务署工作,却已报名参加了“十万知识青年从军”,他就是等我来后才去报到,到他宿舍也没人,我花一元钱买了一大堆桔子,边吃边等他,看到走廊上有架拨号的电话机,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电话机,乱拨一气,当然没有任何声音,三哥下班后回到宿舍发现了我,十分高兴,立即取了一套内衣裤带我去澡堂洗澡,我脱下内衣一看,里面爬满了虱子,吓得我发抖,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类蠕动着的灰色小动物,我换上三哥给的内衣,把自己的就丢在那里。第二天,他就把我送到两路口罗文那里,罗文是我的初中同学,新化人,把我交给他,他就报到入伍,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历了与家庭失去联系的痛苦历程,也有一些特殊的记忆。
      大约是到重庆的第二天,罗文请三哥和我去看电影,未开演之前,冯玉祥将军讲话,发动为前方抗战的将士捐钱,他一出台,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冯玉祥将军在当时的年青人中是被十分崇拜的人,有不少关于他的传奇式的传说,说只有他敢于向蒋介石提意见,说有次白天打着灯笼去见蒋,蒋十分奇怪问为什么大白天打个灯笼,他说现在社会上太黑暗了,所以白天打个灯笼来找你。冯玉祥将军穿着一身灰色棉军服出现在台上,没有扎武装带,有点胖,讲了几分钟的话,请大家捐钱支援前方,接着就有人举着口袋在每排坐位前过去,大多数的人都捐了钱。
     罗文是与我堂兄一道由新化参加化学兵部队的,到了四川纳溪,因为国民党部队的长官动辄就打人,他俩都逃到重庆,我堂兄自学会计考进了关务署,他在两路口开家小面馆,前面店堂四张桌子,只卖面,请个伙计,那伙计晚上就把桌子一拼当床,店堂后面一间小房摆了一张床,我便与罗文同睡,他每天早饭后就出去,也没见他与伙计安排什么业务,我问他到外面干什么,他说是调查物价,晚上我与他谈谈小学中学时的情况(在小学中学与我同过班读一年他就走了)。整天坐在那里看看来往行人,屋后一个小窗户,可以看到长江中的珊瑚坝,每天有架邮政小飞机起降,也可看到菜元坝的跳伞塔,在那里大约往了半个月,在街上碰到贵医同学知道我们都到歌乐山上海医学院去集中,我便去歌乐山。


上海医学院在重庆歌乐山的校舍大门(1941-1946年)。
     在两路口商店,那里有图片展览,我进去看是各地抗战情况的照片,看的人不多,展览室也只一间房子,我由左边慢慢的看下去,反正没事,看得很仔细,旁边一位军人,我快他也快,我没在意,快看完了,突然他拍了我一下问:“你是不是罗忠悃”?
     我扭头一看“黄瞎子大哥”我抱住了他,他竟是高中同班的黄灏轩老兄,仍是那副深度近视镜,他立即请我在一家饭店里叫了几个菜,美美的吃了一顿。
     以后在街上又碰到初中同学游克俭和张先柳,正是世界这么小,居然碰上了他们。
     我们到歌乐山上海医学院报到,与上医同学一起上课。
     我们寄居在上海医学院,有些课与他们合班,有些课分开上,我们住的一间茅草屋,双层床,挤得满满的,地面潮湿,我床下就长出了小竹笋,每天早晨有人打一桶水在缸里,里面常有小鱼小虾和水草,洗脸漱口都用它,离我们不到五十公尺的草屋就是太平间,晚上自习得拿着油灯到食堂去,到这里后,伙食比在贵阳好了一些。这里校风也较活跃,但是上医朱恒壁院长管理也是很严的,每星期一的“纪念周”,有些同学就偷懒不去,他就提了手杖来打人,我们与上医同住的同学有的也挨过打的。
     几乎每天天亮就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新华日报,从上面就看到国民党报纸上看不到的消息。歌乐山有汽车进城,票价三角五分,我们没钱,却都是从高店子走十里路到磁器口,花一角五分钱船票就到牛角沱,往往是星期六去,星期天下午回来。1945年上半年一个周六下午,我与李光恒同学进城,第二天下午我回来时,走出磁器口穿过马路就上山的,那时那里正在大兴土木修路,这时我却找不到昨天的路了,我一路寻去,看到那里立了一块“军事要地,禁止通行”,我正在纳闷,四周又没人问,转两个弯去寻找上山的路时。
     “站住!干什么的,突然树下跳出一个端枪的兵大声吼。
     我告诉他是医学院学生回歌乐山去,他极不耐烦地向后面指了一下说,“从那边走!”我连忙退回,按他指的方向,果然找到了上山的小路,到学校天快黑了。
     这件事一直到解放后才弄清,不由使我震惊,原来那时正是在改建特务机关白公馆,据说有许多学生因为误入到那里就被关禁起来,在重庆解放前夕,那些误入的学生也一齐被杀害了,如今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那真是万幸万幸呵,当时那个兵的凶像至今仍嵌在脑子里。我想也许那时还正在修建,如果已建好了我闯入了,那我这小命也没有了。(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岁月如茶》,有删减。作者,罗忠悃,湖南新化人,著名神经病学专家,贵阳医学院1949届校友。曾任湘雅医学院讲师、主治医师及病室主任,湖南省精神病医院医务主任,浙江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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